社會文化史作為一門新興交叉學科，已經歷了20余年發展。8月24—26日，在湖北襄陽召開的中國社會科學論壇——第五屆中國近代社會史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有關專家學者圍繞會議主題社會文化與近代中國社會轉型，就如何尋找學科定位、學界有哪些新的學術增長點等社會文化史熱點問題進行了探討交流。
會議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與湖北大學聯合主辦，首都師范大學協辦。
基礎理論研究仍存分岐
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學界興起了對社會文化史的理論探討和現實性研究，形成一股史學新思潮。湖北大學中國思想文化史研究所所長郭瑩表示，雖然取得了諸多成果，但在社會文化史基礎理論研究等方面，至今仍存在重要分岐，厘清這些問題，對于推動我國社會文化史學科進一步發展不無裨益。
與西方社會文化史被視作‘社會史反叛形象’不同，我國的社會文化史與社會史及文化史之間具有天然的遞進關系，是對二者的深化和豐富。就社會文化史而言，其‘自下而上’看社會、注重整體性與微觀研究、倡導文獻檢索與田野調查方法有機結合等創新性學術理念和開放性學術視野，使得史學研究不但具有了更廣泛的史料來源，而且拓寬了解讀材料的思路，在史學研究范式整體性轉變過程中將相關理論進一步深化。郭瑩這樣告訴記者。
對于學科定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李長莉表示，社會文化史不必執著于學科名目之有無，應注重其學科視角和理論方法的有效性。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副教授張俊峰在談及這一問題時提出，社會文化史作為一種新的史學研究范式，具有啟發性。從現階段發展看，社會文化史依然是社會史機體上的一個延伸，二者需要構建一種良性互動，發揮出學科的優勢和特長。
對引進理論進行本土化改造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劉志琴表示，西方新社會史、大文化史等理論和方法的引進，對正在發展的中國社會文化史研究起了積極作用。但基于西方文化背景形成的學術話語，未必完全適合我國國情。
李長莉提出，中國學者在借鑒西方理論過程中，需要進行本土化的改造。她認為，我們需要的是根據我國社會文化狀況生成的地方理論。而針對研究西方社會形成的理論方法，移入我國后會有一定的水土不服。因此，需要對引進理論進行本土化。
社會文化史以生活方式、社會風俗和民間文化為研究對象，從一事一物的發展和事物各層面的互動中，進行深度的闡釋和思考。這樣的研究思路，可以展現中國傳統社會、文化思想的本土特色。我國豐富且深厚的歷史資源，可以提出不同于西方文化的、屬于中國的社會文化史理論。劉志琴說。
劉志琴認為，諸如禮俗觀、道器觀等形成于中國社會土壤的概念，應成為本土社會文化史的重要概念。從禮俗互動中，認識中國人的生活和思想，是學者們可以深入研究的方向。
生活質量研究將成為新亮點
與會者展望了我國社會文化史的新研究路向。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梁景和通過闡釋研究生活質量的理論意義、學術意義和現實意義，探討了研究生活質量對于研究社會文化史的價值所在。他表示，研究生活質量是當今史學研究的一項重要任務，特別是社會文化史研究的一個重要視閾。因為探索生活質量在不同歷史階段的基本概念或界定，對于了解不同時代、不同人群對生活質量理解和判斷的合理性、差異性與謬誤性，以及提出造成這些現象的歷史、文化和社會的原理具有重要意義。
從歷史學角度研究生活質量等社會文化問題，可以直接服務于當今及未來的社會發展和建設，由此史學的應用性功能也可以得到更多體現。隨著該領域研究成果、研究價值和研究功效等的不斷呈現，以生活質量為視角研究社會文化史將成為一個新的學術亮點。梁景和說。
李長莉在展望學科發展時認為，一些與現實關聯度較高的歷史論題，可能會成為今后一段時期社會文化史的熱門論題。如社會治理作為個人—社會—國家理論所指向的重要問題，同樣也是今天我國創新社會管理要解決的重點問題。（記者 郝日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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